酒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许多文人都与酒有着不解之缘。杜甫在其《饮中八仙歌》中描述了诗仙李白的豪放，提到李白“斗酒诗百篇”，在醉意朦胧的状态下创作出了像《月下独酌》和《将进酒》等千古传世之作，展现了酒对文人创作的独特影响。与此同时，酒在民众日常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形成了酒店、酒楼、酒席、酒宴等与酒息息相关的社会词汇，几乎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一部分。

然而，酒的接受度因人而异，受体质和习惯的影响，有些人饮酒自如，千杯不醉，而有些人则稍微饮酒便面红耳赤，甚至完全不能饮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以茶代酒”便成为了一个颇为得体的礼节，不仅能避免自己饮酒过量，同时又不会显得太过于直白地拒绝酒宴中的主人。追溯这一文化习俗，它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，而提出这一做法的则是东吴的著名史学家韦曜。

韦曜出生于东汉建安九年（公元204年），故乡位于吴郡云阳县，现今的江苏省丹阳市一带。韦曜原名韦昭，因晋朝时期避司马昭之讳才改名为韦曜。根据《三国志》记载，韦曜自幼聪慧好学，文采出众，早早便得到了丞相府的青睐，成为了掾吏。之后他被派往西安担任县令，这里的“西安”并非指今天的陕西省西安市，而是东吴设立在豫章郡（今江西省一带）的一个县。

由于在西安任职期间表现出色，韦曜很快被召回东吴朝廷，晋升为尚书郎，随后又升为太子中庶子，开始辅佐太子孙和。然而，东吴朝廷的政治斗争激烈，赤乌十三年（公元250年），孙和因宫中权斗败北，被废除太子之位。韦曜此时被转任黄门侍郎。两年后，孙权去世，由孙权之子孙亮继位，身为太子孙亮托孤大臣的诸葛恪被任命为太傅，执掌东吴的军事与政务大权。

诸葛恪深知韦曜的学识和才情，十分推崇他，于是推荐他担任太史令，负责撰写东吴的国史《吴书》。然而，在太平三年（公元258年），权臣孙綝发动政变，废除了孙亮，改立孙休为帝。韦曜被任命为中书郎与博士祭酒。新皇帝孙休也非常赏识韦曜的才华，不仅请他校对宫中的藏书，还打算留韦曜在身边担任侍讲。

然而，权力斗争和权臣的阴谋从未停止过。孙休宠信的左将军张布，虽为人权势滔天，但因多有不当行为而依靠阿谀奉承才能维持地位。他非常清楚韦曜为人正直精明，若韦曜担任侍讲，可能会提醒孙休一些帝王之道，干扰其政治决策，因此，他极力劝阻孙休任命韦曜。尽管孙休对张布的行为不满，但最终还是选择妥协，没有让韦曜担任侍讲。

孙休在位六年便去世，因其太子年幼，东吴权臣濮阳兴与张布联合推举了孙休的儿子孙皓为继位皇帝。孙皓不仅是孙和的儿子，还是一位十分暴躁且专横的帝王。出于与孙和的旧日关系，孙皓即位后很快任命年逾花甲的韦曜为高陵亭侯，并让他继续担任《吴书》的修订工作。同时，韦曜也兼任了中书仆射等职务。

然而，孙皓的荒淫无度和权力欲望日益膨胀，他开始强行要求大臣们在酒宴上每人至少饮用七升酒，而韦曜虽然年事已高且身染重病，酒量却仅限于二升，明显无法完成这一要求。尽管孙皓曾对韦曜表示尊重，在酒宴上给予他替代酒的茶水，且早期也允许他以茶代酒，但随着韦曜屡次拒绝为孙和撰写帝王传记，孙皓的怒火最终爆发，开始强迫韦曜饮酒，甚至当他拒绝时，便采取惩罚措施。

此外，孙皓在酒宴中尤为喜欢让近侍取笑大臣们，强制大臣们揭短、互相挖苦，以此为乐。那些未能配合其娱乐的臣子，或被关押，或遭受严惩。而韦曜则认为这种行为严重扰乱了朝臣之间的和谐，因此每次宴会时，他只会提出一些经书和义理之类的问题。这种不断对抗的局面，最终引发了孙皓的极度愤怒。凤凰二年（公元273年），孙皓终于将韦曜关押入狱。

次年，孙皓下令处决韦曜，并将韦曜的家人全部流放到零陵郡。尽管韦曜去世时没有亲手完成《吴书》，但他所撰写的部分仍对后来的《三国志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韦曜作为东吴国史的主编，其学识、才华和正直的品德都值得后世敬重。他的事迹，虽然多有波折，但依然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，至今仍被人们铭记。